刚刚公布的中国5月份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进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5%，外界解读为中国内需增长动力不足。这个思路的立足点在于：首先，4月份中国进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4%，5月份下降2.5%，降速在增大;其次，在“特朗普衰退”的外部冲击下，全球贸易形势会更加不稳定，如果内需不起来，怎么守住中国5.5%-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区间？
  当然能守住。但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让“守得住”的承诺有效落到实处。从大的方面看，我们得知道国内目前存在哪些抑制内需的制度因素和政策机制，祛除这些抑制因素的短期和长期对策有哪些。特别是短期性有效对策有哪些。并且，它们能以足够的规模内生为需求吗？
  首先，我国抑制内需的制度因素在于对增长的产业路径和政策路径依赖，正是它们的存在带来了拉动内需的转型高成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主要对标经济体是美国，宏观管理上也施行总需求管理。投资拉动加上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让投资周期超过商业存货周期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与美国商业周期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同，投资周期与国内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共涨落。同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又将两个价格变量越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在外向型经济占主导的模式下，只要世界其余市场容纳得下中国劳动密集型生产形成的出口，这种增长模式就不必过于担心美国经济滞涨。但是中国通胀的跨周期效应微弱，在世界其余市场饱和前，产能在国内累积。这一过程在国内是半隐性的，一旦经济下行或者某类产品接近饱和(如光伏和集装箱)时，海外市场累积的国内对应巨量产能过剩就会显现。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在2003年前后出现供大于求的均衡点，随后每个经济年度增加5%左右或更高的过剩产能。到2011年的时候，我国钢铁产能稳定超过8亿吨，自身消费不到5亿吨。
  在几十年形成的双路径依赖下，如果要拉动内需，必须寻找基于中国消费者集体行为的内在需求产业布局。如果不加分别，在原有产业结构下启动内需，必定是过剩产能行业。也必定是那些在经济中占权重最大的部分，获得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这本来是瞄准启动内需的，却恶化了产能过剩的程度，让资产泡沫持续，拉低整体经济增速。这正是国内抑制内需的制度因素和政策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看准了这一拉动内需的难题而开“处方”。
  摸准了问题，又有哪些对策，特别是短期对策能解决上述问题呢？过去五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是很合理的，但从施行的足迹来看，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消除总需求管理带来金融风险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产业升级和转型带来的结构问题。比如过去几年，为防止通胀风险而严格管理货币投放，货币发行增速从13%以上快速下降到8%;为防止资产存量风险，未加分别地按金融机构分类来“去杠杆”，而不是按资产分类来“去杠杆”;为防止支付存储风险而强制性地吊销非银系和非银类机构的绝大部分牌照，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新技术新经济的成长关系密切。这样一来，中小微企业和微微企业的流动性紧张，从而也让消费者感到流动性紧张，让调控政策本身成为抑制内需增长的力量。因此，更加开放和合理的货币流动性纾困对策，在未来三个季度尤为重要。
  传统工业，以及房子、车子这些“老三样”对拉动内需的效能已经饱和。在新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大力度支持创新，加大力度支持战略性产品研发、实验室放样以及工业级产品的初试、中试、大试直到市场投放。18世纪以来，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二战后的70多年来，各国经济体的结构转型升级常常与新技术支持下战略型产品进入产业密切相关。早年间的内燃机如此，后来的计算机更是如此。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让世界快速从“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以及排浪式消费向“智能—智慧”技术支持下，打通生产和消费“两堵墙”的新经济过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智慧机器人和智慧型机器人的出现，将会使人类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现行为意义上的人与超自然人合一的超经济。
  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经济、数字替代经济、数字产业化经济与数字创造经济合起来的总值为31.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为34.48%，增长速度为12.3%，是制造业增长速度的数倍以上。同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增加了2.1个百分点以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拉动内需的黄金增长方向。
  按照上述速度计算，到2027年左右，中国经济将会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实现现代经济成分占50%以上的成长奇观。这是21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的奥运会夺金热点区域。经过多年、尤其是近年来的艰苦转型努力，中国经济升级的大幕徐徐拉开、前景无限。(来源：环球网；作者：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